数千年来，我们对宇宙星辰有着很浓烈的兴趣，从古代传说的嫦娥奔月，到如今真正实现载人飞船上天，我们中国人实现了从梦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而今，我们的神舟十二即将出征，我们来回顾回顾中国在天文历史上的成就。
中国的太空探索
早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人就摸索出了火箭的制作原理。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前。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对天文现象就已经有很丰富的记载。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前身，标志着我国现代航天事业正式起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跻身世界航天大国的前列。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北斗导航，从第一枚运载火箭到首次载人航天，从嫦娥到天宫，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在，“天问”将开启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篇章。
中国古代的太空想象
“天问”这个名字源于屈原的长诗。在这首宏伟的长诗中，屈原从宇宙起源问到天地日月，展现了中国人对与世界的认知与好奇。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中国自古就有很多有关太空的神话传说。
科幻小说是随着工业革命进展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但中国古代也有基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科学幻想。比如《列子·汤问》中《偃师造人》的故事，还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马，都与现代机器人题材的科幻小说类似。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越来越多优秀的科幻小说涌现出来，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可中国科幻。
地球之外有生命吗？火星会不会成为人类的第二个家园？宇宙航行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科学暂时无法抵达的远方，我们可以戴上幻想的翅膀飞去看一看。当中国人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东方文化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科幻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
◆汉字里的天文学
汉语是现存最早的语言文字之一。一些汉字的构造也表明了天与人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古人对宇宙概念更为深层的理解。
汉字“人”非常简洁，有着强有力的步伐感。为了表示“大”，汉字在“人”上面多出了标志性的一横，说明具备领导的属性。在“大”字上再加上一横，就是“天”，即在“大”人物之上又多了一层担子，囊括了上天与人的两重含义，在天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古代的君王就是这种联系的中间人，基于此，中国还诞生了“天下”和“天子”的概念。
一些基本的天文学术语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这些现象的深刻观察。甲骨文中表示太阳的符号由一个圆内加一个点组成，这一神秘的符号可能暗示着中国人早期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令人惊讶的是，如今所有天文学家使用的太阳符号，竟然和中国甲骨文中的太阳符号一模一样。
对另外一些术语的分析可能会令人更加惊讶。表示空间的“宇”如果去掉上面的部首，下面的“于”就与空间结构的运动有关。与此相似，“宙”字是对时间的溯源。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宇宙”，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宇宙便是“时空”。早在战国时期，尸佼就有“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论述。要知道，欧洲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是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
◆马王堆汉墓的古彗星图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两件古老的天文学文献。其中之一便是专门描绘天象和气象的《天文气象杂占》。
《天文气象杂占》长约1.5米，分为六列，包括250幅图画，如云气占、日占、月占、星占，以及掩星和彗星等。其中，关于彗星的这部分图的内容令人眼花缭乱，包含了29幅精心绘制的彗星图像，另有两幅已经残损。每幅图都附有一个特定的彗星名称和一段占验释文，如“17号彗星：‘是是蒿彗，兵起，军几（饥）。’”“29号彗星：‘翟星出，日（春）见孰（熟），夏见旱，秋见水，冬见小兵战。’”更加叹为观止的是，《彗星图》还根据彗星的不同形态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既有单尾彗星，又有多尾彗星；彗尾或为集中状，或为发散状；有的彗尾为直线，有的则为曲线。分析表明，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彗核和彗尾的数量，以及它们外观的不同，并据此进行了分类。
通过对帛书《彗星图》中的彗星名称和特征进行分析，历史学家发现这些彗星图并非完成于汉朝，而是可能完成于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46年的某个时期。马王堆的这份彗星帛书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欧洲直到16世纪，才有能与之媲美的彗星图。
◆莫高窟的敦煌星图
在那些包含了佛教经卷、医学历法等内容的卷轴里，一幅全天星图成为莫高窟藏经洞中最珍贵的文献之一。敦煌星图全部为手工绘制，使用了不同颜色的油墨，整幅卷轴长约4米、宽25厘米，纸张的厚度不超过0.04毫米。星图中绘有1300颗星，被分成257个星官，包括12幅以天赤道为中心的连续方图和一幅绘有环绕北极区域的恒星的原图。全图以赤道为中心，天空则被自东至西分成12幅跨度约为30度的方图，分别代表一年12个月的中天星象。每幅星图的左边都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该月的七十二侯、十二辰次，以及分野等信息。在每幅星图的底部还有一段文字，介绍了这个月太阳所处的宿度及昏旦中星等内容。
从敦煌星图来看，中国的星官体系与欧洲的星座传统完全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星官体系中，星空被划分得更加细致，以至于星官数量达到257个，有时甚至单独的一颗星也能成为一个星官。如此详细的划分方法，有助于在没有坐标线的情况下提供更为精确的位置标记，甚至仅通过一些尺度较小的星官名称，就可以确定某天象在天上发生的具体位置。
研究认为，敦煌星图完成于大约公元650年，其作者极有可能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李淳风。这是已知最古老的全天星图，是天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
◆宋朝的客星记载
宋仁宗在位的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农历五月刚刚开始。巳丑日这天，在开封司天监的观象台上，天文学家杨维德发现天关星附近有一种奇怪的光芒。这种光芒如此强烈，甚至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时，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杨维德断定，此时出现的这颗亮星应该是“客星”。他记下了这一特殊天象，并且一直关注着这颗亮星，直至两年后它消失于天边。
700多年后的1758年，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通过望远镜在金牛座中发现了一个模糊的亮点。他将这些模糊的天体称为星云，并将金牛座中的这个亮点命名为M1。到了1844年，爱尔兰天文学家发现其中细丝状弯曲的细节看起来像一只螃蟹，将它最终命名为“蟹状星云”。1928年，美国著名天体学家哈勃推断，蟹状星云达到当时的规模是膨胀了大约900年的结果，这与杨维德在史料中记载的日期非常吻合。
就这样，蟹状星云成为人们理解超新星爆炸的入口：杨维德在史料中记载了超新星确切的爆炸日期；在近一千年后，天文学家在他当年记录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团星云；最后，天体物理学家在这团星云的中心发现了恒星死亡后的“致密心脏”。这三个关键因素，帮助我们揭开了被称为“客星”的超新星之谜。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成为今日科学家寻找历史上的超新星最为宝贵的资料。
◆子午线的测量
早在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发现在正午时刻，不同地区的圭表影长会不一样，于是在汉朝就有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然而自隋朝起，人们发现几次测量的结果都与“千里差一寸”的说法并不一致。唐玄宗时期，国家的版图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圭表日影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天文大地测量。
这次由僧人一行领导的子午线测量前后开展了四年，共建立十多个观测点，跨度约2500公里。根据皇帝的诏令，天文学家在每个观测点的地面竖起八尺高的圭表（略短于2米），随后分别在夏至日和冬至日进行日影的测量。根据计算，圭表的影长差一寸，实际上对应的地理距离只有250里。这次意义深远的子午线测量活动，比欧洲相应的测量早了一千多年。
半个多世纪后的元朝，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建立起有四丈高表的观星台，完成了更加精准的子午线测量。1276年，他用水槽注水的方式对石圭进行水平校准，又发明一种叫做“景符”的装置巧妙解决了半影的问题，通过计算影子最长和最短时刻的时间间隔，得出回归年长度是365.2425天的结果。这与现代结果相比仅有23秒的误差，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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